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随时随地都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中散布的各种信息却良莠并存、真伪同在。在一个用事实说话的社会里，统计这种神秘的语言是如此吸引人，但它有时也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是恶意夸大、耸人听闻，或是简化事实、迷惑他人。

  经过巧妙伪装的统计资料胜过弥天大谎，虽然也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却不会因此受到指责。 另外，大量的统计数据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被滥用，很难再起到描述事实、传递信息的作用，相反，还往往对读者形成误导。

  首先，数据天生就会说话。数据本身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某种倾向性结论，特别是带有比较性的数据更是如此。

  其次，数据往往被弄得有整有零，给人一种严谨，精确的感觉。有人说，统计就是将一些错误的数据来进行精确的计算而已，言辞虽然有些夸大，但很多时候确实如此；另外，人类对于数字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即使是在能熟练驾驭文字的人中，恐怕也只有极少数能将这种自信延伸到对数字的掌握上——大部分人都被中小学的数学计算带来了心灵“创伤”。

  第三，数据本身不存在任何形容词或副词，极易形成客观性幻觉，让人无法从表面上指责它。但是，这一些数据背后，很容易包含着统计陷阱。

  “统计陷阱”一词来自于统计学名著《统计陷阱：如何利用统计说谎》。通常，媒体只提供统计数据，而不会花篇幅描述得出数据的具体过程——如果那么做，就会影响很多原本“好看”的新闻。但对于数据，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绝大多数都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我们大家常常会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惊人结论，它们或是违背常识，或是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每当此时，多数人会二话不说，就开始谩骂或嘲笑作出这些结论的人（一般是专家）。其实，往往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媒体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比如很多调查显示的关系只是“相关”而非“因果”，但媒体通常不会特别指出，而是错误地把相关性认做因果性，从而得出很多荒谬的结论。

  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这是事后归因；从小样本得出大结论，这是以偏概全。唯有对统计学有一定的了解，才能避免被蒙蔽。

  在中国，统计陷阱的问题既被一些媒体所知，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据我所知，某知名财经媒体在为记者做培训时，就提醒“要注意统计陷阱背后的假新闻”。但是，这样专业的媒体并不多，更多媒体喜欢错上加错、火上浇油。然而，假新闻危害巨大，它可以将很多企业置于破产境地，可以逼得企业家走投无路，可能使得政府作出错误决策，还可能无端挑起民众的怒火——当然，这些结果有些是媒体本身就想要的，也有些也是媒体意料不到的，但很多事情一旦变成了事实，就很难再逆转。

  因为，一旦有了数据，人们的议论和讨论就会全部围绕这些统计数据而展开。在事实面前，数据是优先的，即使事实与数据相矛盾，甚至在数据完全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多数人们也宁愿去相信数据而不是事实。除了极其严谨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外，很少有人去关注真实的经济现象，数据一出来，人们就对自己的感觉不敏感了，一切都听数据的——即使它与自己的感觉相反。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济也本无数据，它的发明仅仅是为了人们决策方便。但由于统计陷阱的存在，并不是所有数据都能很好地服务于决策，相反很多时候是在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当下中国就经常处于这么一种状态。

  在现实中，越是经济素养不高的群体，对统计数据就越是深信不疑，也越喜欢炫耀自己对数据的熟悉。而经济素养比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一些数据，因为他们更明白数据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现实版的经济大师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或很少使用这一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格林斯潘就喜欢从具体而微的经济现象中体会宏观经济的变化，而不是全盘相信经济数据。

  当下的中国，经济领域的错误解读绝大部分都跟对数据的误读有关。虽然数据本身还涉及来源和真实性问题，但比这更容易产生误导的是统计数据的结构。比如中国消费占比低的说辞，就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结构，具体说就是在经济统计中，买房并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以至于现实中人们在住房上的消费越多，统计局公布的消费数据占比就越低——这明显违背现实中人们的观感，因为在现实中人们是将买房看做消费的。而如果统计局另外公布一个含有住房消费的统计数据，那关于中国人不消费的说法自然不攻自破。

  数据解读不正确，就轻易造成错误的决策。要制止对数据的错误解读，最根本的还是要修改统计结构。另外在货币领域，拿中国的广义货币M2与美国进行比较就不合适，因为两者的统计口径就不同。其实，在人们质疑我国货币超发的时候，如果央行能及时公布一个根据美国口径统计的中国广义货币数量，就可完全马上平息社会的误解，也不可能会出现长达几年的后续炒作。（来源：新华网 思客 作者：高连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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